3月5日，备受瞩目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（以下简称法典）正式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。这是继民法典之后，我国第二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，标志着中国用法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迈入新阶段。

对于基层生态环境工作者而言，法典的意义在于切实解决现实中的“痛点”。过去，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有30多部法律，却像“散落的珍珠”，实际执行中，存在标准衔接不畅、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，让基层执法人员左右为难，也给生态治理带来不少堵点难点。而此次法典的编纂，正是通过系统整合、集成升华，突出了“全链条系统治理”。

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环境治理一线的从业者，李书鹏特别注意到法典对“风险管控”原则的强调。“过去我们更多地是在做末端治理，等土壤污染了再去修复，成本高、周期长。”他解释说，法典强调全过程风险管控，构建了从源头预防、过程控制到末端治理的闭环模式。“这将推动环境治理从‘治已病’向‘治未病’转变，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。”

在李书鹏看来，法典的编纂过程本身就是“以人为本”的生动体现。它不是“闭门造车”，而是一次“开门立法”——编纂过程中多次公开征求意见，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智慧。

李书鹏清晰记得，在征求意见阶段，他所在的行业内对土壤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修复责任的认定、修复标准的衔接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，这些在草案完善过程中也得到了体现。他认为，“这种问计于民、汇聚民智的做法，让协商民主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，真正实现了‘民有所呼、法有所应’。”

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，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。当前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加快绿色化、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更加要求我们以高水平保护推动实现生态优先、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。

作为环境资源界委员，李书鹏认为，国有企业特别是能源、化工、制造等企业，资源消耗多、污染物排放量大，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，但也恰恰是展现担当、实现技术突破和管理创新的主战场。“我们应该通过带头落实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，加大环保投入，应用先进技术，实施精细化环境管理，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，积极参与区域环境综合治理，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贡献力量。”李书鹏说。

李书鹏感受很深：“绿色发展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‘必答题’。绿色就是动能，降碳就是发展。”近年来，北京建工修复公司将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，将磷石膏、赤泥、煤矸石等工业固废转化为生物基回填材料、绿色建筑材料等可再生资源，真正实现“变废为宝”。

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，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增强绿色发展动能。李书鹏认为，要主动适应“双碳”要求，加强碳排放管理基础能力建设，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；更重要的是，要将节能降碳作为推动技术创新、管理升级的重要抓手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，积极探索绿色低碳的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，努力在降碳的同时，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可持续的发展。

李书鹏介绍，随着城市更新推进，一批曾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大型国企搬迁后，遗留成片工业用地的土壤修复问题凸显，成为盘活存量土地的瓶颈。以河钢邯钢为例，企业因为“退城入园”战略关停搬迁，形成约6000亩待修复土地，无力独自承担巨额修复费用。现行资金管理办法依据“污染者付费”原则，已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国企无法申请国家资金支持，但此类企业历史上利润全额上缴国家，如今又承担了搬迁重负，若再要求其全额承担历史修复费用，既失公平也超出能力，导致土地长期闲置。

李书鹏建议，一是在现有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框架内，优化支出结构，设立国企遗留工业地块修复专项支持通道，统筹生态环保转移支付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渠道；二是由财政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，明确支持条件，建立中央、地方、企业三方责任共担机制，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；三是加强政策协同，将修复纳入城市更新范畴，鼓励地方依法合规使用专项债券，并建立“修复-开发-收益回补”的资金循环机制，实现可持续支持。